【乡建百年图录】张艺英：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新书研讨会述评
编者按：《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获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度十佳图书”，同时参加2019年英国伦敦国际书展，让厚重的百年乡村建设走向国际。“乡村建设研究”公众号将以“乡建百年图录”为专题，陆续推送温铁军教授、孙歌教授、张海英教授、张艺英博士的相关文章，与读者一起感受厚重的百年乡建历史。
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
——《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新书研讨会述评
文/张艺英
2018年9月1日，由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乡村振兴中心主办的“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新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章桂堂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专家、民国乡村建设先贤后人、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及媒体代表四十余人，对新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进行了专题研讨。该书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家恩副教授担任主编，温铁军教授自2001年起就和海内外各界热心中国可持续发展人士一起，在中国推动开展了“体现社会渐进改良思想、内容广泛的新乡村建设实验，参与者成千上万”，其中包括大学生志愿者下乡支农调研、有机农业与生态建筑农民合作社发展培训、中老年协会和妇女协会等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基层试验、城市有机消费合作社、市民参与式都市农业（CSA）等，而潘家恩恰在2001年还是大学生时，就已经参与温铁军教授等所带领的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并一直坚持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持续至今十七年。
《图录》以“百年”为单位重新梳理了乡村建设的内外环境与基本脉络，并把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的张謇以“村落主义”为理念回南通创办在地化的“大生”企业作为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起点，从数千幅中遴选出从自清末实业家张謇到新世纪乡村建设珍贵照片近千幅，辅以专文导读与详细注释，除张謇的南通实践外，该书还依次呈现了1904年开始的河北定县翟城村治、民国时期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建国后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以及主动接续前辈学者经验和教训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等内容。作为乡村振兴历史先声的百年乡村建设，其包含的丰富性、复杂性、历史性及未来面向等，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一、出版缘起与思考
在本次研讨会中，该书主编之一潘家恩（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首先介绍了编写本书的三个缘起和尝试：第一个缘起是尝试打通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的隔膜，他认为通过深度参与实践，同时改造自己、改造知识，才能突破以往乡村建设研究中的“好人好事”的叙述倾向，同时只有深入到历史的多重张力之中，将乡村建设放置到二十世纪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里面，才能更好的理解实践；第二个缘起是希望能把宏观环境和微观事件连接在一起，避免以往乡村建设研究“就事论事”的狭隘叙述，也避免其丰富的实践内涵被革命史、现代化史这两种主流研究范式所遮蔽；第三个缘起是尝试在时间上连接历史与当代，通过对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村建设这三个“百年”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与逻辑相关，以一种历史经验启示当下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正是在这种缘起下，该书的责任编辑卢渝宁女士（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提出重庆北碚具有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尤其是民国时期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卢作孚齐聚这里，因此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希望在乡村建设图书出版领域有所作为，这也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背景之一。
通过对该书出版背景和缘起介绍后，潘家恩提出自己对百年乡村建设的三个思考：第一、在如何认识乡村建设的问题上，应该将其放置在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自我保护”和“乡土重建”脉络中进行理解；第二、在有关乡村建设的内涵上，他将乡村建设归纳为“尝试直面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经济上让长期外流的资源回流乡土，在社会上重建有利于乡土发展的良性秩序，在文化上重新发掘乡土价值与农民力量”；第三、在重新思考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的关系上，他试图将百年乡村建设作为与二十世纪的革命史、现代化史平行产生，缠绕在一起，并充分互动的复杂存在，进而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二、百年乡建的价值与启示
在讨论环节，实践者及有不同实践经历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出版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与思考。黄志友（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当代乡村建设核心实践者）从实践出发，认为该书的出版不仅颠覆了他以往对乡村建设的思考和理解，而且通过将那些普通的或者是非主流的实践者纳入历史，让他（她）们被看见，这是对乡村建设实践者的莫大鼓励。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既是研究者又是新世纪初乡村建设的参与者，他认为该书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它以图录的形式呈现非常多的底层人物和“无名氏”或者叫 “路人甲”，而他（她）们正是乡村建设中间最为扎实的基础，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基层社会建设的独特视角；第二是它呈现了乡村更多样化的特点，并在时间和空间上做了很大拓展，让我们看到中国不同主体在应对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反应，从这方面讲，乡村建设呈现了某种整体观而不是单纯的乡村观。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通过对宏观环境的把握，提出该书的出版意味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温铁军所带领的乡村建设团队所推动的一个新努力，即从非主流进入到主流，从社会实践到理论建设、理论传播的转型。
有的学者从学术研究的价值出发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认为该书是一本非常厚重的书，因为它把中国百年建国历史暗含的几条重要的脉络，举重若轻地放进去了。她特别以其中一条对其有启发性的脉络——中国自晚清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建国运动为例进行了阐释。张海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晏阳初研究中心主任）从历史教育学的角度，认为该图录的出版是百年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一个桥梁和节点。因为该书具有以下三个价值：一是史料价值，用图像的形式如此系统地反映中国的百年乡建尚属首次；二是研究价值，它突破以往的历史叙述框架，特别强调民间民众建设史；三是教育价值，本书通过大量的历史图片，使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与感受历史的真实，对于梳理、厘清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得与失，找到自己文化的根基所在，具有良好的启迪与激励作用。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也认为以百年图录的方式来展示中国乡村建设的历史是一种创新，而图录不仅是图片的堆积，其本身包含着把它作为用途的一种历史脉络勾勒，这种用途便是以21世纪开展的乡村建设实践为立足点而重新勾勒历史传统。她特别指出在北京大学开这样一个新书研讨会的重大意义。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一个非常精英化的地方，因此更需要有批判性的、有深度的、有内在合理性的理论来把象牙塔和泥巴墙之间搭建起一个更好的桥梁。
除此之外，有与会者从出版行业的近年热点出发，对该书的出版表达了看法。王玮（《中华读书报》总编辑）首先肯定这是一本好书，他从自身的工作经历提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有两个方向做的非常出彩，一个是近现代史研究，一个是文化领域，这本《图录》是和近现代史有关系的，可以看出人文学界和知识界在新世纪对于乡村建设有着很高的关注度。而历史的看，乡村建设之所以被一直关注，一方面在于乡村蕴含着中国的独特精神价值与千年来的内在精神传承；另一方面在于乡村建设不仅涉及社会实践，而且有人文的一面，而学界很多优秀学者参与进来，正是因为其人文的一面。从这方面说，他认为乡村建设更深刻的含义是：建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指引我们走向一个更美好愿望和美好未来的一个思想形态。
会上，学者们也对该书未来可继续努力的方向提出各种建议。黄志友从实践者的角度提出，在此书基础上，学界应该加强乡村建设的研究，突破目前较为宏观的叙述，通过对诸如农民合作社或乡土文化等具体内容的研究和梳理，并进一步编成通俗读本，以对当代实践者发挥更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此外，他认为这本书呈现的基本是外来乡建“精英们”的乡村建设，而较少缺乏对基层本来就存在的乡建精英的经验呈现和思考记录，而他们才是乡村发展内生力量的源泉，如何让他们进入历史叙述，可能更为重要。除此之外，张孝德认为应该增加乡村教育板块，并增加相关图片的故事性，希望能以更通俗的形式来传播这样的经验。
三、重思百年乡建的新视野与新可能
通过对该书的评价和讨论，与会学者进一步从自身的学科出发提出了重新思考百年乡村建设的新视角及未来研究的可能面向。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认为虽然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受“革命范式”的主导，但也包含了乡村建设的各个面向，而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建立在乡村建设基础上的。因此，她提出今天需要有整合性的视野来讨论乡村建设问题，要在城市与乡村互动、现代与传统交融的关系里来讨论乡村建设，更应该上升到哲学与中华文明体系的层面上来讨论。
狄金华（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同意贺桂梅提出整合性视野的基础上提出，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一种更大的视野或清晰的思路来研究这种整体观。因此，他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将“中央—地方”关系演变的分析框架放进历史的脉络中，从而可以看出中央赋权的不同将导致各时期的乡村建设实验结果不同。如此来看，就使得“乡建学术化”和从更大视野去理解乡建成为可能。同时，狄金华认为，从《图录》里看到的乡村建设者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包括地方官员和一般民众，基于各种原因，他们其实都不认同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和现代思路，他们更多是以乡村为切入点来理解并尝试摆脱近代以来中国转型的内在困局。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从建国运动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百年乡村建设运动，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民初为第一个阶段，民国时期的晏阳初、梁漱溟等为第二个阶段，建国后“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为第三个阶段。她强调道，虽然说是三个阶段，但是在自然时间上并不是线性连接的，即不是一个结束另一个开始，而是相互重合但又有着某种阶段性。清末民初第一阶段的乡村建设者面对的是怎么动员起乡村的绅士阶层来主导社会转型，把“一盘散沙”的无数自治共同体组合成一个大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然而由于战乱及其他种种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自生的机制被破坏了，第二阶段的乡村建设不得不具有某种外来性，但该阶段并不仅是外部输入的乡村重建，它包含了对于宗族社会在解体过程中残存的某些可能性的抢救。经过了“没有乡建派的乡建”，也就是国家意志的全面介入之后，实际上第一代乡建人所面对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基本上在形式上被瓦解了。
孙歌并没有否定传统社会组织结构的现实存在，而是提出了进一步思考：它在内容上、功能上是否真的被瓦解？如果没有真的被瓦解,那么这种曾经作为组织结构的要素,在结构已经被破坏之后,有可能转化为什么样的新形态，发挥什么样的新作用？她认为这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正因如此，到21世纪前后乡村建设实践开展的时候，其面对乡村结构解体的情况更加严峻。但是，“乡里空间”逻辑仍然在不同的空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因此，她认为“乡里空间”演变的逻辑和原理是三代“乡建人”都在面对的最基本问题，而且今天当国家全面参与乡村建设工作时，如何让这种力量更为积极，是今天乡建工作者面对的最基本的、伦理意义上的工作职责，这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张孝德（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当前对百年乡村建设的认识和梳理还不够，其能量也就没有释放完，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乡村建设思想可能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开花结果。他提出当前实行乡村振兴的背景，正是近代以来在追赶西方文明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式悖论——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与我们国家5000年的传统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关系是近代中国的普遍难题，谁解决了这个难题，谁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梁漱溟后人梁钦宁所总结的其祖父乡村建设思想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不急功近利；第三是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不自以为是，不强众从我。张孝德认为今天的乡村振兴该往哪里走，怎么走，应该积极从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实践中寻找有益启示。
周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并提出要通过对乡村建设历史中基本经验和教训的系统梳理，找出哪些方面是我们可以汲取，哪些方面我们应该摒弃的内容，从而进一步应对当下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背景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刘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出发，认为梁漱溟等乡村建设实践者当时试图激活传统文化的尝试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整个民族得以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她认为百年乡村建设这样一个话题，从总的来说其实就是寻找民族自我这样一个很宏观的问题，而今天我们的国家尤其需要进一步寻找民族自我，因此历史的经验更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邱建生（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讲师）从百年历史经验直接延伸到当代乡村建设，他提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知识从哪里来”这一现实问题，从而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者正是走向民间和乡土相结合，从而生产出有生命力的新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实际上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的回归。那么当前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一是我们大众能够参与到知识生产当中，把他们那个“无法发声”的东西清晰表述出来，让他们有机会进行表述；另一个就是我们这些人能够去跟他们进行结合。
综上所述，本次新书研讨会讨论热烈，角度多元，与会者均力求打破时空的藩篱和学科的束缚，从不同的角度寻找百年乡村建设的脉络与价值，试图发现中国乡村或者中国发展的“基本原理”，从而对乡村振兴有所启示。正如本书主编之一温铁军所说，“从那时（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起，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前辈就已经接受教训，告诫大家务必放下‘西洋眼镜’和‘都市眼镜’，还得符号化地‘头戴破草帽，怀揣旱烟袋’”，而当代的学者也应该从“中国特色的百年乡村建设，本来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接受外部势力‘冲击-反应’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出发，来反思西方殖民化的知识体系，尤其是今天重新形成的新殖民主义知识体系，不然我们仍然无法用中国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来完成对中国自身经验的归纳总结。
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研究者）和以往的乡建前辈们一样，都一直试图在实践中寻找中国乡村发展的路径，而这些路径潜藏在我们百年的乡村社会建设史和百年建国史的实践之中。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西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但对“现代化”进行了深刻反思，而且开始拥有找回中国人自己声音的“文化自觉”。也正因如此，谁能把握住中国或中国乡村的内在发展逻辑，谁就能赢得国家长期的稳定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通过展示百年来乡村建设的丰富实践，触摸到中国百年来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肌理”，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的缠绕张力，有利于从新的角度对中国百年来追求现代化道路的复杂进程进行理解。
本次新书研讨会提出和争论的问题体现了与会学者对乡村建设研究的新探索，同时也为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我们相信，通过各个学科的碰撞和理论实践两个层面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落地与深化。